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古代正史的总称，涵盖了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种史书，记录了从上古传说时代到明朝末年的漫长历史。这些史书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后世学者、文人乃至政治家们反复研读的对象。名人们对二十四史的评价，往往透露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对时代的思考，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感慨。

名人对二十四史的评价

司马迁的《史记》被认为是二十四史的开篇之作，其开创性的“纪传体”写作方式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历史书写。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是对其文学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其历史地位的推崇。鲁迅的评价中隐含着对司马迁个人命运的同情——司马迁因直言进谏而遭受宫刑，却依然坚持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种坚韧与执着的精神，或许是鲁迅所看重的。

到了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对二十四史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与总结。他认为历史书写应当具备“才、学、识”三长，而当时的许多史书却未能达到这一标准。刘知几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也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指出，许多史书在记录历史事件时过于注重细节的堆砌，而忽略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宋代的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虽然它并不属于二十四史之列，但其编年体的写作方式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曾评价《资治通鉴》为“以古鉴今”的典范之作。王安石本人也是一位改革家，他深知历史对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通过研读历史，他希望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自己的变法事业。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也让他对历史的不可预测性有了更深的体会。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则从另一个角度评价了二十四史。他认为这些史书大多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书，缺乏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强调民本主义的重要性。他对二十四史的批评并非否定其价值，而是希望后人能够从中看到更多的社会现实与民众疾苦。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显得尤为激进与前卫。

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二十四史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反思与批判。他认为这些史书虽然在形式上完备，但在内容上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过于注重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变化；过于强调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过于依赖官方记载而缺乏民间的声音。梁启超的批评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历史的思考。

名人们对二十四史的评价各有侧重——有的看重其文学价值与精神力量；有的关注其学术规范与历史规律；有的则从中看到了社会现实与民众命运的变化；还有的则希望通过批判来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些评价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与期待，也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二十四史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