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属于史书吗 左传是根据鲁史写的编年体史书吗

《公羊传》属于史书吗？这个问题在历史爱好者的圈子里，时不时会被提起。有人觉得它是史书，有人则认为它更像是经书。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得先从《公羊传》的来历说起。

《公羊传》全称《春秋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部著作。《春秋》大家都知道，是孔子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而《公羊传》则是由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公羊高所著，专门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据说公羊高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弟子，所以《公羊传》在儒家经典中地位颇高。

要说《公羊传》是史书，似乎有点牵强。毕竟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春秋》里的文字和事件背后的深意，而不是单纯地记录历史事实。比如《春秋》里写“郑伯克段于鄢”，短短六个字，但《公羊传》却会详细分析为什么用“克”而不是“败”，为什么称郑庄公为“伯”而不是“侯”，背后有什么政治和道德的寓意。这种解读方式更像是经学的路子，而不是史学的路子。

但话说回来，虽然《公羊传》的核心是解经，但它毕竟是以《春秋》为基础的。而《春秋》本身是一部史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说《公羊传》带有史书的性质也未尝不可。至少在汉代以前，经和史的界限并不像后来那么分明。比如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大量引用了《春秋》和《左传》的内容，甚至把它们当作史料来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那么为《春秋》作注的《公羊传》自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史注”了。

也有人不这么看。比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就认为，经和史虽然有联系，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他说：“六经皆史也”——意思是六经都可以看作是历史资料——但他同时也强调：“经非史也”——意思是六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按照这个思路推导下去的话，为《春秋》作注的《公羊传》自然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了。

有人提到过一种折中的说法：与其纠结于《公羊传》是不是史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毕竟它既不是纯粹的经书也不是纯粹的史书）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文本类型——既包含了对历史的解读（虽然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解读）也包含了对经典的阐释（同样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阐释）这种混合性质使得它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既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比如汉代的“大一统”观念）又影响了后世的历史书写方式（比如对微言大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