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阅那些泛黄的档案时，我常常会想，历史中的“敌人”究竟是如何被定义的？是战争中的对手，还是政治斗争中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而被贴上的标签？这个问题在《谁是敌人由我决定》这个主题下显得尤为复杂。

谁是敌人由我决定 最难拿五杀的英雄

1930年代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分歧。据一些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高层曾多次讨论如何定义“敌人”。有人主张将共产党视为“叛乱分子”，彻底清除；也有人认为，面对外敌入侵，内部矛盾应暂时搁置。最终的决定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被视为首要敌人。这一决策的背后，既有政治权力的考量，也有意识形态的对立。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在不断调整对“敌人”的认知。早期，他们将国民党视为主要敌人；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立场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句话不仅明确了当时的战略目标，也反映了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灵活性。

有趣的是，即使在同一阵营内部，对“敌人”的定义也并非一成不变。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内出现了对某些同志的批评与斗争。这些同志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或“教条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了党内的“敌人”。有人提到，这种内部的斗争虽然激烈，但也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敌人”的概念再次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将其视为“反动派”和“分裂分子”；而台湾方面则将大陆视为“红色威胁”。这种对立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两岸关系在某些时期有所缓和，但彼此间的敌意依然存在。

在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例子。1950年代初期，苏联是中国的盟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了1960年代末期，中苏边境甚至爆发了武装冲突——曾经的同志变成了敌人。据一些记载，当时的中苏领导人都曾公开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者”或“霸权主义者”。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国际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走向。

回顾这些历史片段时，我不禁感慨：所谓的“敌人”往往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权力结构和个人意志共同决定的。是外部压力迫使人们选择对手；有时则是内部矛盾导致了自我分裂与对立。无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国共合作抗日、还是中苏关系的起伏变化——这些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敌我划分问题；它们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权力博弈、意识形态冲突和历史偶然性。